1978年，易中天在武汉大学读书。当时社会上流行喇叭裤，也流行老师拿着剪刀守在校门口剪学生的喇叭裤腿。在某些人眼里，喇叭裤代表没落、腐朽，是资产阶级的裤子，穿喇叭裤，是道德品质问题，更是政治立场问题。当“问题青年”的喇叭裤在武大校园里流行，校方高度警惕，挂出一条醒目的标语：“喇叭裤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
很快，有学生在那条标语上加了一句话：“请问：什么裤能吹响？”
2006年，作为学术明星的易中天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演讲时说，“改革开放头十年最先发展起来的就是最先穿喇叭裤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广东！”
20世纪80年代，路透社曾针对《新闻联播》播音员的着装变化感叹：在中国，服装也是政治。如果换成中国特色的表述，那就是：在中国，服装也是生产力。
轧马路
1978年，时年34岁的苏州市民褚崇禧得到了新生──曾因读了一位好友评点时政的文章而身陷囹圄的他，在这一年得到平反；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姑娘侯惠惠。
第一封情书让褚崇禧绞尽脑汁。为怎么称呼对方，他犹豫了好久。按照之前的惯例，就算是写情书，抬头也只能称呼尊敬的某某某同志。“文革”期间，情书上更是千篇一律的“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礼”之类的话。
最终，褚崇禧写信时大胆以“惠惠”相称，甚至提出，等惠惠晚上10点下班后，相约在一座小桥旁见面。他心里忐忑不安——在当时，男女青年私下约会是一件被很多人看作堕落、无耻的事，谈恋爱像搞地下活动，女孩子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座上，一见前面有人，赶紧下车，低头红脸。
褚崇禧和他的惠惠在公园里约会，手拉手轧马路。“轧马路”这个词在那一年里流行起来，马路上的恋人们像春草一样疯长……
电烫
“虽然单调的灰色蓝色衣服仍然是标准的服装，但是女人开始涌向百货商店，从有限的供应品中选购衣料。在城市，新时兴的是卷发和电烫发型，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这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8年6月8日对中国的报道。
1978年9月，北京著名的四联理发馆重新开业。开业那天，排队的人差点把理发馆挤爆。馆里最扎眼的就是四台电烫机。几家国外电视台的记者赶来采访拍摄。
此前，烫发被指责为资产阶级情调，只有个别演员或参加外事活动的人员，才能持介绍信到理发店烫发。据说，允许四联恢复烫发，是经过特批的。当时，京城乃至全国仅此一家。
后来，烫发流行开来，有的理发店内贴了标语：不卷不要钱。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这是当年流行的口号。
1978年，曾经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又在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之后，28岁的张艺谋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5月，张艺谋争取到一次出差北京的机会，他从自己拍摄的一大堆摄影作品中挑出60幅，奔赴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考场。负责招生的老师看了他的作品集，面露喜色，但一问他的年龄，超出北影招生规定的最大年龄6岁。老师们不忍挫伤张艺谋的积极性，告诉他，北影在西安设有招考点，可以去那里碰碰运气。
回到西安，张艺谋前去报名。可是，年龄是死规定，人家爱莫能助。
后来，在爱惜人才的文化部部长黄镇的帮助下，事情有了转机。8月，陕西第八棉纺织厂革委会收到北影的致函：学院经过看张艺谋作品和面谈，为了让他有深造的机会，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破格录取；根据上级文件的规定，张艺谋工作已满5年，所以，上学期间请原单位照发工资；请厂里给张艺谋做一个政审，由张本人带回政审表。
“如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
1978年，已插队9年、只读过6年小学的秦晖报考兰州大学历史系赵俪生教授的研究生。秦晖虽然成绩很好，但他“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视神经萎缩，裸视力0.2，矫正视力仅0.7”，不合体检标准。赵俪生为了录取秦晖，力排众议，说：“如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他还断言：“秦晖就是失明，也可以成为又一个陈寅恪。”
校方终于破例。现在，秦晖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年龄不小了，我要把有限的青春，用在无限的学习当中！收起你的情书吧。”
1978年5月1日，外国文学名著解禁。其后，每个星期天，北京王府井书店都有新书开卖，书店一开门，等候的人群蜂拥而入，在柜台前排起长队。那个时候还是柜台售书，买书的人只能远远地看哪些是新书，练就了一副好眼神。
这一年，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信力建的想法是，“不每天都去泡图书馆的大学生算什么大学生？”那时，每天清晨，每所大学的图书馆外都有排队等着开门去占位的学生。
信力建的一位女同学，容貌俊美，身材苗条，成为很多男生的梦中情人。那年她已26岁，心思却完全放在学习上，为避免男生对她动心思，影响她学习，她有意不修饰自己，即便有件好衣服，也把它穿在旧衣服里边。她的作息绝对四点一线：教室—图书馆—宿舍—食堂。有天晚上，她说梦话：“我年龄不小了，我要把有限的青春，用在无限的学习当中！收起你的情书吧。”
“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
1978年是恢复高考第二年。这一年全国高考共有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语文试卷第一部分是给一段文字加上标点符号，第一题是：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气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战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付重担的。
“自带马列、毛主席著作和学习用书。”
1978年2月27日，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发出学生入学通知书、新生入学注意事项。注意事项共七条，前五条是：
1.自带马列、毛主席著作和学习用书。
2.凡党、团员应带党、团组织关系（一律经所在县的党、团组织部门，分别转至重庆市的党、团组织部门）。
3.带上户口、粮、油及付（副）食品关系。
4.自带生活用品，如蚊帐、被子等等。
5.自带讲义费5元。
“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当年的另一流行口号。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当天，在秦皇岛第一瓷器厂，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66级毕业生王玮在日记里写道：“上午劳动，装车，下午学习，大家议论纷纷，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不知内容是什么，但总觉得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国家改变了，我能为她做些什么呢？”她毕业后分到该厂当工人，因为要“接受再教育”，干体力劳动干了十年，表现好，终于当上厂校教师。课余时间，她除了听收音机就是看书、学英语。
这一天，原湖北《恩施日报》编辑胡则丘从劳动改造的地方跑回恩施城里，要求报社领导为他恢复工作。他的罪名是写诗攻击江青，诗云：“敢向女王争高下，不为奴才唱赞歌。”四天后，他从高音喇叭中听见三中全会公报，涕泪长流，去饭馆里喝了几两玉米酒，并赋诗：“春雷霹雳响寰中，顿散阴云现彩虹。亿万心花齐怒放，即开酒戒饮千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