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欺骗的说谎与与对另一个人说谎有很大差别。对别人说谎，不涉及对自己的诚实问题。在自我拯救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对自己诚实，不然的话，拯救自己就是不可能的。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他叙述的时候，我们不再惊恐地四处张望，不再慌张地想要寻找蜡烛，甚至不再期待电灯重新亮起来。这个大孩子讲的前人的故事，像温暖的手臂搂抱着我们，陪伴我们被遗弃的、支离破碎的长夜。时间，若有若无的时间被叙事填满了。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这个大孩子讲的前人的故事，像温暖的手臂搂抱着我们，陪伴我们被遗弃的、支离破碎的长夜。时间，若有若无的时间被叙事填满了。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生活世界中总得有某种思想要理解人的具体生活，小说就是这样的思想，它甘愿与一个人的生命厮守在一起，“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小说询问什么是个人的奇遇，探究心灵的内在事件，揭示隐秘而又说不清楚的情感，解除社会的历史禁锢，触摸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角落的泥土，捕捉无法捕捉的过去时刻或现在时刻缠绵于生活中的非理性情状，等等等等。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叙事伦理学从个体的独特命运的例外情形去探问生活感觉的意义，紧紧搂抱着个人的命运，关注个人生活的深渊。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小说叙事成了自如伦理的机体，让个我的身体现在的真实恢复真相，一个人的生存真相只会出现在被叙事挽留住的兴奋的现在时间中。不仅如此，小说的喃喃叙事还可以培育自由的伦理感觉和品质，抹去国家政治、习俗宗教、传统道德抛在一个人的现在一刻上的种种陈词——它们都有一个罪恶目的，让个我忘记自己的兴奋，以至于让人根本没有经历过人生眩晕的高潮。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生活的敏感浸透到生活的隐喻中，往往让人失去语言的表达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对生活的隐喻世界有所感的人并不少，而叙事作家却不多。讲故事需要一种运用语言表达对生命中的微妙音色的感受、突破生活的表征言语织体的能力。生活在言语中，人人都在言语中生活。叙事家是那种能够反向运用语言、进入形而上的文字世界的人。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现代人承受孤单和忍受不喜欢的人的能力，都大大不如从前的人。现代人的个体性情被自由伦理娇纵惯了，个人性情自由至上的生活伦理使一个人对睡在自己身边的人的身体感觉特别挑剔。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妻子构成一种生活的情调、一种生命的空气：共同生活中相互逗趣、相亲、缠绵、搀扶的空气，与孤独的喃喃叙事的空气不同的空气。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一个人自己遭遇的不幸或自己无意中造成的不幸，远远超出了人的情感定义能力和道德判断能力。人们期待生命中幸福的相遇，而一生中遇到的大多是误会。生活是由无数偶然的、千差万别的欲望聚合起来的，幸福的相遇——相契的欲望个体的相遇是这种聚合中的例外，误会倒是常态。误会就是不该相遇却相遇了，本来想要遇到你一个，却遇到了一个他，该归罪与谁呢?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个体命运是身体的偶在差异带来的。从来没有重复的命运，亘古至今飘落的每一片花瓣，都有自己不同的飘法和落处，因为每一个体的身体都是偶然的亲在。每一个体身体的偶在命运，都是亘古无双的唯一一次发生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个人情感受伤的事太寻常，也是太人性的事。生活不是按照理性的设计或个人的美好愿望发生的，而是各种意外机缘杂凑出来的，总会有一些人因人性的软弱而伤害别人，有一些人因无辜的懵懂过错而被伤害、平白无故情感诚挚而受伤。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所谓伦理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伦理学是关于生命感觉的知识，考究各种生命感觉的真实意义。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误会是生命的自然状态，走出误会才能转入生命的自在境地。人只能在谅解和赦免中走出误会编织的生命之网。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我要是懂得把初恋的伤感留在记忆的想象中，就不会错失自己的幸福。人往往只是为了一丝细小的情感而抛出了整个生命，在情感的某一个尖锐点上牺牲了一生的幸福。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说或想说，而且，有独特感受力的人并不少见。每个人都在切身的感受生活，感受属于自己的黄昏和清晨的颜色，只是程度和广度不同而已。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是叙事家?对生活的敏感只是成为叙事家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身体有在世欲望，但没有选择价值偏好的能力，身体的影子——灵魂有能力选择价值偏好但没有在世的欲望，只有当影子的价值偏好被身体的欲望感觉充满，才会形成一种生命热情。灵魂就是价值偏好，它必须通过身体来自己的偏好，没有身体，灵魂只是嘘气，所以说灵魂是身体的影子。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爱情不是找到的，它并不在人生中的某个地点可以让人去找。 人们只可能在生活中偶然撞见爱情——相反的情形也极有可能：终身撞不见爱情。婚姻就不是这样，它不断地作为一种人性的、社会的要求出现在一个人一生中的某个地点，如果要找婚姻，是可以找到的。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也许，所谓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个体偶在的呢喃叙事，就是小说的叙事本身，在没有最高道德法官的生存处境，小说围绕某个个人的生命经历的呢喃与人生悖论中的模糊性和相对性厮守在一起，陪伴和支撑每一个在自己身体上撞见悖论的个人捱过被撕裂的人生伤痛时刻。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据说，人类开始讲第一个故事时，与我们院子停电时的处境差不多：原始穴居人在夜色降临后，感到时间的支离破碎和空间的若有若无，有一天——故事总是从这暧昧的有一天开始，一个年长的穴居人讲了一个故事，讲的是……听过故事以后，穴居人心里暖和起来，明天的艰辛和困苦变得可以承受了。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人在道德上根本就是一个瞎子，怎么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道德指引? 那句在妓(ji)女面前“谁可以扔石头?”的质问，就是对人间的道德法庭的否定。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如果既觉得一种生活不可忍受，又觉得另一种生活不可企及，就是一个人对幸福的想象太过分了。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人的生命热情都是个体化的，个体化的生命热情就是个体化热情——个体的全部身体感觉投入某种价值偏好的喜欢什么的在世行为。个体热情的产生既需要身体也需要身体的影子，两者不可或缺。没有身体及其感觉或没有灵魂的价值偏好，都不会产生生命热情。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