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舜禹时代，我国就有了“虞官”——最早的“林业部部长”。据《史记》记载，舜任命的第一任“林业部部长”叫伯益。西周时期，国家专门设立了“山虞”、“林衡”来管理山林，规定孟春之月、季夏之月“禁止伐木”和“不种者，无椁”(即不种树的人，死后不给棺材)。在春秋，管仲就提出：“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的植树奖励办法。
到了秦皇时期，国家规定，各大街小巷两旁，务必种上绿树，这是我国古代城市绿化的先声。贾山在《至言》里说：“秦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树于青松”，这便是最好的证明。北魏时，国家在给百姓分田时就明确：“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限三年种毕。”即便是荒淫无耻的隋炀帝，在开挖大运河时，也要求在河旁植柳，并执行了“柳一株，赏一缣”的激励措施。
唐朝时候，对外贸易和友好往来空前繁荣，因而，朝廷明令在驿站之间植树，“以荫行旅”，杜甫、白居易、柳宗元等名人大腕都积极参加植树造林，并留下了诸如“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李梅”这样脍炙人口的诗篇，成为唐代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而宋朝则把植树与农民纳税、官员晋级挂钩起来，规定垦荒植树的农人可以不缴田赋，植树成绩好的官吏可以晋升一级。因而宋时，植树的范围更为广泛，植树的热情更加高涨。
到了元朝，元世祖忽必烈一即位，就诏告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食以农桑为本。”当时颁布的《农桑之制》规定：每丁每岁种桑、枣二十株，如土性不宜，可改种榆、柳，均以种活长成为数，并由各级官吏督促实施，如有失职或申报不实的，则给以严厉惩处。明清时代，要求植树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号令天下广植桑、枣、柿、栗、桃。清朝则要求，地方官员必须加强对植树造林的宣传，劝导百姓植树，禁止非时采伐、牛羊践踏及盗窃。